香港廉政公署ICAC

香港廉政公署（Independent Commission Against Corruption，缩写ICAC），原称“总督特派廉政专员公署”，1974年2月17日组建，是一个与所有的政府机关相脱离的独立的反贪机构。现更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廉政公署”，由专员、副专员及其他委任人员组成。
廉政公署的职员不隶属政府公务员架构，其首长廉政专员直接向政府最高首长负责，也仅仅向他负责，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57条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全权独立处理一切反贪工作。为有效揭发、调查和打击贪污，廉署获以下三条法例赋予特别权力，分别是《廉政公署条例》、《防止贿赂条例》及《选举（舞弊及非法行为）条例》 。其调查对象初期限为公务员，继而扩展至公共事业机构，进而包括私人机构。
廉政公署成立以来，一直以执法、预防及教育等三管齐下的方法打击贪污，致力维护香港公平正义、安定繁荣，并获得香港政府及广大市民的广泛支持，也致令香港成为全球最廉洁的地方之一 。

上世纪70年代以前，香港社会贪污状况非常严重。连消防队救火也要给黑钱，否则消防员到场后会按兵不动，看着大火吞噬一切 。
一位后来在廉署反贪风暴中被治罪的名叫韩德的香港警司曾有一段著名的供词：“贪污在香港警察队伍中已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就像晚上睡觉，白天起床、刷牙一样自然。”1973年，涉嫌贪污420万港币的香港九龙总警司葛柏在被调查期间成功脱逃出境，引起了香港社会的极大愤慨。已对贪腐忍无可忍的香港市民走上街头，展开了声势浩大的“反贪污捉葛柏”大游行 。
时任港督麦理浩认为事态严重，委派高级副按察司百里渠爵士成立委员会对此案进行彻查，百里渠随后发表的著名的“百里渠报告”指出：“除非设在香港警队内部的反贪污部能从警方脱离，否则大众永远不会相信政府确实有心扑灭贪污。”该报告得到麦理浩的认同，在其推动下，1974年2月15日香港立法局通过《香港特派廉政专员公署条例》，宣布成立一个“与任何政府部门包括警务处没有关系的独立的反贪组织”，即香港廉政公署。

执行处-Operations Department

组织机构：

廉署首长级职务：
廉政专员 The Commissioner
廉政副专员 The Deputy Commissioner（兼任执行处首长）

执行处-Operations Department：

接受市民举报贪污和调查怀疑贪污的罪行。“执行处”负责反贪调查，是廉署最核心的部门。该处有900余人，占廉署总人数的3/4，一名廉政副专员兼任执行处首长，下辖“政府部门反贪调查、私营机构反贪调查，技术支援，以及情报研究”四个科室。
法定职责：1．接受及审阅贪污指控。2．调查任何被指控或涉嫌触犯《廉政公署条例》、《防止贿赂条例》及《选举（舞弊及非法行为）条例》的罪行。3．调查任何订明人员涉嫌滥用职权而犯的勒索罪。4．调查订明人员任何有关或可能导致贪污的行为。

防止贪污处-Corruption Prevention Department：

审视各政府部门及公共机构的工作常规及程序，以减少可能出现贪污的情况；另外，该处亦应私营机构的要求，提供防贪顾问服务。“防止贪污处”主要负责预防贪污。下设两个审查科，专门审查政府部门、机构的工作规定及程序，并接受私营机构的防贪咨询，帮助找出可能的贪污漏洞，预防贪腐发生。
法定职责：1．审查各政府部门及公共机构的工作常规及程序，并建议修订容易导致贪污的工作方法及程序。2．应私营机构和个别人士的要求，提供防贪建议。3．在日常工作中，防贪处经常与各机构及公司的管理层紧密合作，担当他们的顾问。

社区关系处-Community Relations Department：
教导市民认识贪污的祸害，并争取市民积极支持反贪的工作。“社区关系处”设两个科室，分别负责宣传教育市民廉洁自律，并通过举报中心及7个分区办事处接受反贪举报和咨询。
法定职责：1．教育公众认识贪污的祸害。2．争取公众支持肃贪倡廉的工作。
组织：1.社区关系处（简称社关处）由一名处长执掌，辖下两个科分由两名助理处长统领。2．社区关系科（一）主要由多个专门组别组成，职责包括：制定部门的宣传策略，以提高市民对反贪工作的认识。透过大众传媒，宣扬肃贪倡廉的信息。透过教师、学校、教育机构宣扬正确价值观。3．社区关系科（二）透过辖下七间分区办事处执行以下职务：与社会各界和市民大众直接联系，推行倡廉教育工作。与内地反贪机关保持联络与交流。接受贪污举报和查询。

制度保证：

四大“独立”
廉署的独立性是其获得成功的制度性原因。这种独立性，具体可概括为四个方面，即机构独立、人事独立、财政独立和办案独立。
●1.机构独立，指廉署不隶属于任何一个政府部门，其最高官员“廉政专员”由香港最高行政长官直接任命；
●2.人事独立，即廉署专员有完全的人事权，署内职员采用聘用制，不是公务员，不受公务员叙用委员会管辖；
●3.财政独立，指廉署经费由香港最高行政首长批准后在政府预算中单列拨付，不受其他政府部门节制；
●4.办案独立，指廉署有《廉政公署条例》《防止贿赂条例》《选举（舞弊及非法行为）条例》等赋予的独立调查权，包括搜查、扣押、拘捕、审讯等，必要时亦可使用武力，而抗拒或妨碍调查者则属违法。
上述四个独立性，使廉署从体制及运行上切断了与可能形成掣肘的各部门的联系，从而令反贪肃贪“一查到底”成为可能。
香港廉政公署是一个建立在三权分立、法治、民主监督社会的独立行政机构，并依赖司法中立以及自身的行政独立而存在。与中国内地的反贪污贿赂局中的内设政党思想机构的模式、法院三权合作的执法方针性质大相径庭，因此不能比较，不能用“类似内地的反贪污贿赂局”来形容ICAC。
四大要素
1.法治基石
但仅靠法治不能遏制贪腐蔓延。
资料显示，香港早在1948年便仿效英国颁布了《防止贪污条例》，加重了对贪污腐败的处罚，但香港的贪污现象不仅没有改善，反而变本加厉。
2.独立于行政
廉署成立之前，负责香港反贪的机构为“反贪污室”，隶属于香港警队。而香港警队在当时可算是贪腐情况最严重的部门之一，由其下属机构负责反贪，其成效可想而知。
3.高层的反贪决心十分关键
麦理浩是历任港督中比较注意缓和社会矛盾的一位。他在葛柏案引起全社会公愤的1973年，任命高级副按察司百里渠爵士成立调查委员，彻查葛柏脱逃的原因并检讨反贪工作。依据国际反贪机构“透明国际”的观点，反腐败的改革只有在高层领导人持之以恒的推动下，才能克服利益集团的抵制与官僚习性。
4.对腐败“零容忍”的社会氛围至关重要
香港廉署的成功，除上述三方面因素外，更重要的是，它诞生于香港经济起飞、中产阶层人数倍增、社会各方已对贪腐到了难以容忍的社会阶段。

监察力量：

廉署作为一个反贪调查机构，其自身的清廉除了依靠“以身作则”的个人自律外，必须有良好的内外监督制约机制加以保障，从这个意义上讲，廉署的独立性又只能是相对的。
法例赋予廉署广泛的调查权力，故需设有完备的监察与制衡机制，防止权力被滥用。此机制主要包括：
◆I.廉政专员的任命
这是行政长官对廉署的直接监督，并需定期向特区行政会议汇报廉署工作；
◆Ⅱ.四个谘询委员会的委任
四个委员会分别为“1.贪污问题咨询委员会、2.审查贪污举报咨询委员会、3.防止贪污咨询委员会、4.社区关系市民咨询委员会”但为避免廉署工作受政府掣肘，上述四会委员多由特首委任的社会贤达和专业人士组成，主席均由非政府官员担任（非官守的委员出任主席）；

◆Ⅲ.行政长官/行政会议
廉政公署直接向行政长官负责。廉政专员亦定期向行政会议汇报。
◆Ⅵ.立法会监督
立法会有权赋予或撤销廉政公署的权力，并要求廉政专员出席立法会会议，也有权要求廉政专员就其政策及经费问题接受议员质询。
◆V.独立检控权
廉署有广泛的调查权但没有检控权，所调查案件是否提交法庭，须由对行政长官负责的律政司长决定。
调查后检控与否属于律政司司长的权力。调查和检控权分立，可以确保不会单以廉政公署的判断而作检控决定，防止滥权。
◆Ⅵ.司法监督
司法独立可确保廉政公署不会越轨。在司法监督下，廉政公署行使某些权力前，必须事先获得法庭的准许。同时，廉政公署会谨慎研究法官就调查工作所提出的意见或批评，并检讨执法程序，确保权力不被滥用。
◆Ⅶ.传媒-公众监督
透过传媒监察，不断加强廉政公署对公众的问责性。
◆Ⅷ.廉政公署事宜投诉委员会
廉政公署事宜投诉委员会独立运作，监察及覆检所有涉及廉署及廉署人员的非刑事投诉，以及监察针对廉署的职务投诉。委员会成员由行政长官委任，主席由行政会议成员出任，其他委员包括行政会议及立法会成员和社会贤达。
◆Ⅸ.内部监察
廉政公署要求职员恪守最高的诚信水平。廉署自成立以来已设有一个内部调查及监察单位，名为L组。专责调查监督廉署工作人员，以确保自身清廉高效。廉政公署人员如被指称涉及贪污或相关的刑事罪行，L组会进行调查。L组总部并不在廉署总部大楼，至于他们哪里，有些什么职员，就连在职的廉署人员都不知道。

装备：

廉政公署执行处是香港5支获得授权拥有及使用枪械的纪律部队之一，人员于入职时需要接受基本枪械训练，于毕业后需要接受年度射击测验。然而，能够佩枪执勤的人员仅限制于证人保护及枪械组组员，署方亦无规定人员必须配枪执勤，接受更为严格的枪械训练及成为配枪人员纯属个人决定。除了学习使用枪械，执行处人员均需要接受武器使用的训练，并且据情况配备胡椒喷雾及伸缩警棍以应付日常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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